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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文化工作者一知己”
——周恩来与文化名人轶事

2018年11月13日 16:12 来源:重庆政协报

周恩来(前排左四)与文化界人士合影

周恩来给郭沫若的信

重庆历史名人馆与周恩来纪念馆联合举办的“周恩来与文化名人展”已落下帷幕,但却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展览以抗战时期的重庆为背景,通过200多张鲜为人知的历史图片,从不同角度,多方位讲述了周恩来与文化工作者交往的往事;展示了周恩来以“文化工作者一知己”的身份,广泛接触各个领域的文化界人士,同他们一起研究工作、探讨作品的经典片段。展陈的每一幅照片、每一封书信、每一首诗歌都包含感人的故事,引导观众去体会周恩来坦荡的胸襟、真挚的情感和超凡的人格魅力;去思考为什么周恩来能吸引无数文化工作者走近他、信任他、爱戴他,成为如著名女作家冰心所说“周总理是中国亘古以来付予的爱最多而且接受爱也是最大的人” 。

郭沫若,四川乐山人、现代文学家、历史学家、剧作家,曾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等职。

1927年郭沫若曾与周恩来一起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在江西瑞金,周恩来亲自介绍郭沫若加入中国共产党。

第二次国共合作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拟设政治部,周恩来任副部长,分管第三厅。为争取把第三厅打造成中共领导下的抗战宣传队,周恩来亲笔致信郭沫若,以“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可以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是毫无意义的”,力劝郭任该厅厅长。有了周恩来的领导和郭沫若的声望,第三厅聚集了众多文化名流,有声有色地开展了宣传、募捐、慰劳等活动。他们露宿街头,深入最前线,演出《岳父》《木兰从军》等话剧、京剧和折子戏200多场,表达了人们抗战的心声。周恩来经常到第三厅看望文化界的朋友并以中共代表和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身份参加在此举行的各种活动。

1940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组政治部,准备将郭沫若调离第三厅。郭沫若非常气愤,决定辞职以示抗议。周恩来知道后,立即前往第三厅所在地——天官府,当面劝郭,并于当年9月8日给郭写信,劝告他千万不要意气用事。后经周恩来的多次交涉,当年11月,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郭沫若任主任委员,继续和文化界的同仁们一起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为抗战效力。

1941年11月16日,周恩来等人发起“庆祝郭沫若创作生活25周年暨50寿辰”集会,并为“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特刊”题写刊头。1944年11月16日,周恩来在重庆赖家桥与文艺界人士相聚一堂,庆贺郭沫若53周岁生日。

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除悲愤地在《新华日报》题写“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抄戈,相煎太急”外,还发出了“郭先生,现在是时候了!”的号召,引发郭沫若“冷静的火山重新爆发”,一口气创作了《屈原》《虎符》《武则天》等五部历史剧。郭沫若开始写作《屈原》时,周恩来同他一起探讨剧本创作中的一些问题。剧本完成后,周反复阅读,多次到剧场看排演,并于1941年12月15日致信郭沫若,提出自己的意见。该剧公演后,在重庆引起极大轰动,周恩来作为倡导者和积极支持者,应该说“功不可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继续关心郭沫若。上世纪50年代,他还与邓颖超一起和郭沫若全家同游颐和园。动荡时期,郭沫若多次受到周的保护。1966年,周亲手拟定的“一份予以保护的干部名单”中,郭沫若排在宋庆龄之后,位列第二。1976年1月,周总理去世后,郭沫若悲愤地写下《七律·怀念周总理》,并于1月15日,坐着轮椅参加追悼会,向最敬爱的战友致以最后的敬意。

范长江,四川内江人,新闻记者,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

1937年2月,在杨虎城将军的公馆里,年仅27岁的范长江采访了周恩来,周朴素的装束、睿智的思维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在长篇通讯中对周的评价是:“他有一双精神朴质的眼睛,黑而粗的须发,穿的灰布棉衣,士兵式的小皮带,脚缠绑腿,口音里夹杂着长江流域的土音。”

1937年底,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范长江与中国文化运动先驱胡愈之等团结广大进步记者,在武汉组成“中国青年记者协会”。周经常关心并参与青年记者学会活动,在讨论工作时发表自己的意见。1938年5月27日,新华社在汉口举行宴会,欢迎从徐州前线突围归来的各报战地记者,周恩来因故未能参加,特地给范长江写了一封信说明原因并致歉:“你报道前线上英勇的战讯,不仅使人兴奋,而且使人感念。”

1939年5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在重庆曾家岩50号,周恩来介绍范长江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与之单线联系。抗日战争胜利后,经周恩来提名,范长江任中共代表团新闻处处长,并担任对外发言人。新中国成立后范长江任新华社总编、人民日报社社长等职。

邹韬奋,福建永安人,主编《全民抗战》《抗战画报》等,以其名字命名的“韬奋新闻奖”是中国新闻界的最高奖项。

周恩来经常阅读邹韬奋主办的刊物,给予很高评价。一次,夏衍向周汇报《救亡日报》工作,周说:“要好好学习邹韬奋办的《生活》的作风,通俗易懂,精辟动人,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这就是方针。”

1937年12月的一天,刚被国民党当局释放的爱国七君子之一的邹韬奋,到八路军办事处见周恩来,周热情地接待了他,对七君子的抗日激情给予了高度肯定。周热情的话语强烈地感染了邹韬奋,他不止一次对别人说:“周恩来先生是我的良师益友,是我最敬佩的朋友。”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包括邹韬奋在内的一批文化界人士处境极其危险,周恩来指示要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些人保护和抢救出来,特别是邹韬奋,“要指定专人负责,以免暴露”。

1944年9月2日,周恩来获悉邹韬奋逝世的噩耗后,万分悲痛,建议召开追悼会,由《解放日报》发表追悼文章,中央致唁电。9月2日,周恩来亲自修改的中共中央唁电发出,唁电追认邹韬奋为中共党员,提议以邹韬奋为出版事业模范。邹韬奋逝世五周年时,周恩来专门题词:“邹韬奋同志经历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道路。”

赵丹,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主演了《为了和平》《李时珍》《林则徐》《在烈火中永生》等多部电影。

“七七事变”后,年轻的赵丹投身抗日救亡演出,周恩来在武汉给抗敌救亡演剧队作动员报告时与其一见如故。从此,周恩来常对人说,“我和阿丹是老朋友了”。赵丹也常对别人说,他一生最敬佩的不是别人,是周恩来!

1939年秋,赵丹赴新疆开拓新剧,周恩来听说后连忙派阳翰笙追至嘉峪关却未能追回。后赵丹被军阀盛世才关押四年,周恩来请张治中救出了他并带回重庆,还特地为他设宴洗尘,令赵丹感慨万千。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期,赵丹到北京时经常应邀参加国务院举办的舞会。有时,周为了让赵丹能和他在北京的女儿赵青见面,还特意打电话邀请父女俩一起出席。1961年,在北京香山的全国电影讨论会上,赵丹与周讨论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两人各抒己见,讨论十分激烈。最后赵丹坚持自己的观点。周耐心听完,亲切又率直地说:“你完全可以保留你的意见,我也可以坚持我的意见;你赵丹是一家之言,我周恩来也是一家之言嘛!”

动荡结束后,赵丹复出,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扮演周恩来,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晚年,赵丹在柳州创作了纪念周恩来的诗:“荔枝年年醉红楼,总理丹心润柳州。三姐传歌明善恶,青山树碑日月流。”

秦怡,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曾在《女篮五号》《青春之歌》《铁道游击队》《摩雅傣》等影片中扮演重要角色,先后获得中国电影世纪最佳女演员奖、电影“终身成就奖”等。

1941年,秦怡在重庆加入周恩来、郭沫若支持成立的民间演出团体“中华剧艺社”。她主演的开锣戏《大地回春》一鸣惊人,此后,和白杨、舒绣文、张瑞芳并称为话剧“四大名旦”。

抗战期间,一天周恩来去重庆一位朋友家,在小巷口看到秦怡的女儿雯雯骨瘦如柴,便关切地询问雯雯是否有病,关照朋友们要多多关心、帮助秦怡。1957年,亚洲电影周期间,秦怡坐在周恩来身旁,他忽然问秦怡:“雯雯怎么样?现在还吐吗?胃病是否已经治好……”

1947年12月,秦怡和金焰在香港结婚,秦怡代表新人致答词,最后一句话,她引用了周恩来在上海中共办事处作报告时说的“要一辈子献身艺术,献身于人民”。

1959年电影《青春之歌》上演后,周恩来对秦怡说,一个演员关键是要把人物塑造得深入人心。“也许你演的其他人物人们都忘了,但林红是不会忘记的。”20世纪60年代初,秦怡在电影《北国江南》中扮演重要角色银花,电影受到批判。不久,周恩来在看样片时对她说:“演员是要塑造各种人物的。不要怕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1996年,秦怡在接受《百年恩来》摄制组采访时,含着眼泪说:“只要谈到总理,心里头总是激动万分,感觉到,这个世界上还能遇到这样的人吗?还能得到这样的爱吗?”(作者 何莉 文/图)

编辑:白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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