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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足石刻“申遗”亲历记

2015年11月18日 11:23 来源:重庆政协报

大足石刻于1999年12月1日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是这一次“申遗”工作的主要发起者和操办者,自始至终经历了全过程。特将亲身所历实述于后。

大足石刻“申遗”缘起

“大足石刻”是重庆市大足县境内所有石窟艺术品的总称。有佛、道、儒“三教”造像和历史人物造像5万余尊,各类铭文10万余字,分存于75个保护单位,遍布全县。其造像年代上起初唐下至明、清,乃至现代,但以12世纪初至13世纪中叶南宋时期的造像为其主体,是我国晚期石窟艺术代表之作,也是我国石窟艺术史上最后的一座丰碑。宝顶造像其内容“几乎将一代大教搜罗毕尽,凡释典所载无不备列”;“造像盈万,喜怒皆有生气”;是历时70余年建成的一座极具民族、时代、地方和教派特色的密宗道场。北山造像汇聚了从唐末到南宋的作品,人物高雅秀丽,美神荟萃,刻工精细,玲珑剔透。南山和半边庙道教造像,神系完整,神阶明确。石门山造像,汇佛、道二教于一处,不分尊卑先后。石篆山、妙高山和佛安桥等造像,汇佛、道、儒三教于一处,充分体现三教平等。这些“三教”造像是我国哲学史中“三教合一”“孔、老、释迦皆至圣”“三教皆有辅国政”的罕见实物佐证。

大足石刻的确是最具中国特质的石窟艺术宝库。本该早鸣于世,但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使其长期鲜为人知,就其国际知名比敦煌、云冈、龙门石窟至少晚了一百年。于国内远不如克孜尔、麦积山、巩县和陇西石窟为人所知和被学术界重视。有关大足石刻的历史文献甚少,而多为游记、且语焉不详。

建国后,1952年成立大足县文物保管所,于13处主要造像区,划定保护范围,土改中留出了培修用地。1960年又将北山、宝顶山两处造像颁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历年拨款维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由于“左”的政治思想路线占统治地位,学术界难免有相应的极端偏颇观点,认为大足石刻内容又多又系统,表现形式又使人易于接受,其“毒”最大,不宜让群众过多接触,致使出现了未成文的“只保护,不宣传”的现象。“文革”中甚至有人倡议,炸平宝顶大佛湾。

1974年初我调县文管所工作时,当时文管所与文化馆合在一起,没有所长,实际工作人员两人,邓之金住宝顶山,我住北山。1976年底,所、馆分设,文管所设在解放前民众教育馆三间阴暗潮湿的偏房内,一间是退休人员寝室,一间是库房,一间是所长寝室兼办公室,陈明光任所长,邓任会计,我任出纳,三人共用一张办公桌,各锁一格抽箱,就算各司其责了。人头和办公经费仅3000-5000元。到各文物区,皆是崎岖泥泞小道,参观者极少,十天半月不见游人,偶见当地农民路过也觉欣慰。我们为大足石刻感到委屈,特别希望有朝一日大足石刻能拨云见日。

1976年打倒了“四人帮”,改革开放的信息和思潮渐渐传到大足。我们开始公开查阅佛典、道藏和石窟艺术等文史书籍,努力撰写宣传文章,向各种报刊投稿,邀请市外事办公室和旅游界人士来足考察。

1980年2月,重庆市外办邀请加拿大语言学家、白求恩纪念馆顾问斯徒尔特偕夫人来足参观了宝顶山和北山造像,斯徒尔特惊呼“这是一座未开发的金矿!”连声说“不虚此行”。

1984年春,我到大足县政府任副县长,分管文化、旅游、城建和宗教、侨务等工作,开始思考“努力使大足石刻走向世界”的问题。我们边思考边开展工作。1985年,在林默涵同志鼓励下,我县与市美术公司筹办了大足石刻展览到全国各大城市巡回展出,还制作了电视、电影和书报宣传品投放社会,广泛联络国内外学者,研究大足石刻。1986年1月31日上午,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和国家副主席王震到宝顶山参观石刻,并留下了“中国的了!”“中国的了!”的评价。随后,国内党政要员、国际知名人士便接踵而至。

大足石刻“申遗”萌动

1987年,我从国家文物保护研究所工程技术人员口中第一次听到《世界遗产名录》,并得知1986年国家文物局在拟申报世界遗产预备名单时已将大足石刻列入了名单。同时也获知1985年我国已成为联合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缔约国。1987年,敦煌莫高窟、故宫、长城等成功列入了《名录》。此后,就努力收集有关资料和信息,为申遗做准备。同时,加大对石刻的保护工作,在两次全县文物普查基础上,又公布了一批文保单位,使石刻文保单位由13个增至75个,又建立了县、乡、村三级文保网,文保员增至60余个。

1990年,我两届副县长任期已满,我向市委要求回县文管所工作,我带着完成“使大足石刻走向世界”的愿望和使命,回到了文管所。回所后开展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筹建大足石刻博物馆。我任馆长和党组书记,馆内设一室两部和两文物区,为申报提供了组织保证。接着一边向市县领导介绍申报知识和信息,一边积极请求国家文物局将大足石刻列入申报推荐名单。

1993年,国家文物局将其列入推荐名单,博物馆报送了相关资料,但经专家现场考察,认为条件尚未成熟,而被推迟。主要原因是宝顶文物区圣迹池臭气熏天,摊区杂乱,垃圾乱倒,猪牛圈到处可见,粪水四溢,博物馆设施也较差。次之是个别专家存在云冈、龙门与大足孰先孰后的考虑。这个“考虑”着实使我急了。便向县委书记郑洪,县长陈怀文分别呈述申报理由,并强调无论成功与否,对大足石刻都大有好处。立即得到二位肯定,并表示将举全县之力开展申报工作。

大足石刻“申遗”冲刺

1994和1995年,在县政府直接领导下,多次开展了摊区和宝顶老街治理,协调文物与宗教争庙矛盾,先后开展了“北山涵洞排水”“转轮藏窟潮湿条件下灌浆沾接”“卧佛防渗水”“柳本尊像岩檐加固”“化学防风化”等一批文物保护工程。又与重庆建筑大学、县城乡建委联合,李先逵教授亲临指导,历时年余,制定了《宝顶山、北山、南山文物区保护建设规划》,为申报做了大量前期工作。

1996年,国家文物局将大足石刻正式列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清单项目。12月20日市政府成立“重庆市大足石刻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市委副书记滕久明任名誉主任,副市长窦瑞华任主任,我任委员兼办公室主任。

我认为要显示大足石刻“三教”与“三教合一”造像俱全,这一中国晚期石窟艺术的时代和民族特色,并能使大足石刻显示更丰满,必须扩大申报范围,增加申报内容,于是提出了“五山一塔”的建议。经过多方论证,大足石刻由最初的“一山”(宝顶山)增加至“二山”(宝顶山和北山),后又变为“三山”(宝顶、北山、南山),最后为“五山一塔”(宝顶、北山、南山、石门山、石篆山、北塔)。

申报《文本》是一份国际性公文,在申报中有举足轻重,决定命运的作用。我把它具体为:突出大足石刻特色,合乎国际要求规范,中、英、法语言准确,形象资料充分、美观,排版印刷装祯精良,令人爱不释手的“学术型著作”。经反复修改,数易其稿,准时呈报国家文物局,转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经国务院批准推荐,李岚清副总理签字,于1998年7月1日前报送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

1998年4月15日,江泽民总书记视察宝顶山石刻。我为他作导游解说,江总书记对石刻产生浓厚兴趣,并题字留念。题字后,我向总书记汇报“申遗”工作正在顺利紧张进行,总书记问:“能成功吗?”,我说:“就是经费和时间太紧了”。我们走过佛缘桥,在桥头小台上休息,总书记环顾周围对市县领导说:“大足石刻不仅很美,更是很好的教育基地,要尽快搞好环境整治和文物保护,确保申报一次成功,为国争光”。在场的人都作了笔记。午餐时,我送了一本我编撰的《大足石刻》给总书记,午休后话别时,总书记说:“你不仅讲得好,书也写得好,中午我就读了不少”。又对身边的领导们讲:“你们这些地方官,也要多读读这些书”。在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下,“申遗”工作经费很快落实,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1999年11月22日,我随同中国代表团飞赴法国巴黎,亲自经历了“申遗”成功的过程。

12月1日上午11时35分,开始审议大足石刻,工作人员放幻灯,有北山长廊、北山观经变、宝顶园觉洞等景和全县石刻分布图。因大会英、法两种文件中使用名称不一,摩洛哥代表提出“宝顶山”与“大足石刻”是否是一个项目?我见审议受阻,顿时心情紧张。世界遗产中心协调员亨利克利尔马上进行解释,五山都是“大足石刻”一个项目。韩国代表发言认为:“大足石刻,规模这样宏大,这样精美,太珍贵了,应该保护”。接着日本、越南等国代表发言支持,11时45分,全会赞成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的高兴当不言而喻,历时5年的申报冲刺可谓大功告成!30年的梦想得以成真!

2007年6月,经大足县委、县政府申报,以大足石刻“申遗”为主要成绩,重庆中共市委、市政府授予我“重庆市直辖十年功臣”称号,并颁发奖状、奖金和勋章。

行文至此,我最怀念,建造大足石刻的大师们和支持关怀大足石刻“申遗”的五山群众、各级领导和中外专家、志同道合的战友、任劳任怨的工作团队,是他们的智慧和辛劳铸就了“申遗”成功!我向他们致敬!我个人只是顺应时代潮流,卅年一觉石刻梦,圆梦两鬓已成霜,人生难得顺心事,聊以斯文慰平生。

编辑:白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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